作為中國四十年改革開放取得舉世矚目成績的典型代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成就非凡，未來要打造“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任重而道遠。隨著全國人口增速放緩、老齡化加重、各地不斷出臺優惠政策激烈競爭搶奪人才的情況下，粵港澳大灣區如何維持其吸引力，保證人才及人口凈流入而不流失，就變得至關重要。
充足且優質的人才資源是支撐經濟持續增長的根本，也是促進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推動力量。在人口紅利逐步消失的大背景下，只有依靠技術進步和科技創新，即高質量人才所創造的勞動價值，才能避免因人口紅利的消失而出現的經濟停滯，從而進一步保持經濟的平穩增長。也就是說，集聚優質、充足的人力資源，匯聚高端人才，是發展的必由之路。
大灣區人口增速居全國首位
中國已進入城市圈和城市群在經濟和人口兩方面展開競爭的時代。據太和顧問觀察，城市群中“能量水平”較高的城市更有可能擁有更多的人口。因此，預計大灣區未來會繼續吸引更多人，而這些人的教育水平也會繼續提高。
作為中國經濟核心重地之一的粵港澳大灣區，多年來其人口基本維持著凈流入。數據顯示，2010，第六次人口普查時，廣東、香港、澳門、大海灣地區九個城市的總人口達到56.118400，在第七次人口普查2020年達到78.014300，增長率為39.02%。深圳、廣州、佛山、東莞、惠州、中山等6個城市常住人口增加2040.63萬人，占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長的94.00%。同時，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已有廣州、深圳、東莞3個1000萬人口城市，2020年人口將分別達到1867.66萬、1756.01萬和1046.66萬，佛山近1000萬人口，這意味著，廣東四大人口城市近10年來的人口增長，不僅遠遠超過全國人口增長、廣東省人口增長，還遠遠超過大灣區九市的人口增長。
在中國人口老齡化加速，甚至于人口增長放緩的大背景下，廣東省尤其是大灣區人口增幅顯著的情況在全國并不多見。人口的進一步流入、年輕化的人口結構和較高的出生率推動了大灣區人口的快速增長。
人才集聚能力強，但仍需加強基礎教育
在灣區自身內部與外部競爭中，人才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國家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為我國，特別是粵港澳城市群的未來發展提供了新方向、新動力和新空間，賦予了新使命，帶來了重大機遇。為了抓住這個重大機遇，需要集聚具有創新能力的各類人才。
隨著港珠澳大橋的建成通車，廣東自貿區建設的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政府正就創新合作機制，共同建設國家創新發展，灣區人才高地構建為重點，進行積極的擴展和投入。目前，廣州已在全國率先基本實現了教育現代化，但與廣州的優質教育資源相比，深圳顯現較大差距。深圳十年間人口增長近714萬人，經濟也在飛速發展，但與之相對應的就是基礎設施和教育資源的短缺。
據太和顧問了解，今年深圳全市計劃新改擴建公辦中小學學位10.37萬個，其中高中學位約1.6萬個，到2022年，新改擴建30所公辦普通高中，新增學位6萬個，增幅超過60%。據不完全統計，近兩年來，大灣區有20所新高校籌建或開始動工，其中有8所是與港澳高校合作辦學，灣區內超過30個高等教育單位不斷推進新建高校、新建大學校區、研究生院等建設。
此外，在過去一年里，佛山、東莞、珠海、中山、肇慶等城市在高等教育方面均有新動向。佛山城市學院在去年12月進行了項目規劃條件論證公示；肇慶的廣東公共衛生與健康醫學院項目計劃今年4月份全部建設完成，計劃9月份投入使用。
大灣區人才“內戰”
長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作為中國經濟高度發達地區，人才的吸引力是十分強勁的。但與國內其他一線城市相比，大灣區的人才吸引力水平和人才集聚水平尚存在一定的差距。根據歐洲工商管理學院(INSEAD)發布的2020年《全球城市人才競爭力指數報告》顯示，深圳、廣州作為大灣區的主要核心城市排名分別為78和97位，落后于上海（32位）、北京（35位）、杭州（67位）、南京（75位）。
大灣區不僅當前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滯后于其經濟發展水平，而且大灣區內人才對產業發展、科技成果轉化、技術吸納與輸出的貢獻支持相對不足。粵港澳“9+2”城市里人才有一定的合作和交流。隨著大灣區建設的逐步推進，粵港澳在教育與培訓方面的交流合作更是日益增多。然而，大灣區人才合作并沒有成為主流，相反，與在全國范圍內轟轟烈烈的“搶人大戰”相類似，不難發現，大灣區內人才招引政策的焦點同樣也是同質化的無序競爭。比如，針對高層次人才推出的招才引智計劃有深圳的“孔雀計劃”、廣州的“紅棉計劃”、珠海的“珠海英才計劃”、東莞的“藍火計劃”、惠州的“人才雙十行動”、香港和澳門地區的“科技人才入境計劃”等等。
從簡化程序的“零費用”“零排隊”到“自動審批”，從發放面試、租房、安家等補貼到各種優惠購房政策，從“免費租借辦公區”的創新創業扶持到高達上億元的項目資助，大灣區內各地政府都想方設法招攬人才，“攀比”誰的力度更大。
由此可見，大灣區內各城市為了在引才競爭中取得優勢，對人才的扶持多放在物質待遇等方面，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政策的趨同化現象，特別是在生活待遇和支持力度上有上升的趨勢，出現了政策上互相攀高、待遇加碼和脫離地區實際盲目引進的情況，缺乏區域內的協調和差異化定位。同時，人才政策的“攀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引發了為社會所詬病的投機現象和政策尋租現象。
此外，當前大灣區的人才政策同質化競爭的現象，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一系列的負面效應：各城市盲目跟風，引進的人才脫離市場需求，不能與當地產業及發展戰略相融合，不能體現地方特色；城市將人才引進的數量作為政績工程，對人才政策研判不足，甚至多次“打補丁”式地推出“新政”加劇“白熱化競爭”；搶“帽子”成風，人才收入差距放大與創新貢獻不成比例；只關注引才，忽略用才和留才，人才政策的協調性、配套性不夠；等等。
“十四五”時期，在人工智能、大數據分析、云計算、物聯網等數字技術的支撐下，數字經濟將繼續快速發展、全面發力。伴隨著數字化技術和數字經濟的發展，大灣區企業對科技型、復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在急劇增加，特別是廣州和佛山的傳統制造業中心需要在創新及科技發展方面采取更多的變革與改進是否擁有這兩類人才成為制約大灣區企業快速發展的關鍵因素。大灣區各城市應該將人才引進與產業深入融合，不能盲目“搶人”，要針對城市發展特點、人才現狀、經濟發展需求，精準施策，形成地方特色；通過人才引進帶動項目引進，實現“人才引領產業”、“產業集聚人才”的良性互動。
（美通社,2021年7月26日北京）
